在中国，男人们买帽子可以选任何颜色，但就怕选绿色，毕竟众所周知，在东方传统中，“绿帽”这一阴影有着何等的分量。孩子是不是亲生的，这简直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之一，马虎不得。
在国外，你只需要看五分钟的日间电视，就能发现人们也对亲子血缘关系话题十分关注，例如国外的脱口秀节目《Maury show》里，最著名的就是非常戏剧化的亲子关系测试环节，测试出结果的男女嘉宾，经常对是不是亲爹这件事的结果兴奋到秒变蹦迪秀。
可以说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在绝大多数历史中，亲子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。在20世纪80年代的DNA检测出现之前的古代历史中，虽然科学技术不够发达，但人们为了鉴别出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，仍然发明出来许多方法来尝试进行亲子鉴定。
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，有的非常奇葩，但在过去，确实是有人使用过这样的方法，甚至被人们相信推崇过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来看看中西方的亲子鉴定发展史，都发生过什么。
国内篇
常理判断法
在中国古代，最常见的方法，就是根据长相特征和事情发展常理来推断。例如，原见于东汉应劭的《风俗通》记载，在西汉时，颍川(今河南禹州市)有个大户人家，兄弟二人住在一起，兄弟俩的媳妇都怀了身孕。哥哥的媳妇流产了，却隐瞒了实情，将弟媳妇生的男孩子抢为己有。
官司打了三年，也无法决断，任过汉宣帝丞相的黄霸听说后，决定进行亲子鉴定，使用的方法是，叫人把孩子抱到大堂上来，让妯娌俩抢孩子，谁抢到归谁。嫂子用力抢孩子，弟媳则怕弄伤孩子，表情悲伤。见到此景，黄霸作出了鉴定结论：孩子系弟媳妇所生，黄霸的理由很简单，“汝贪家财，固欲得儿，宁虑或有所伤乎?”
后晋和氏父子所编的《疑狱集》中，也收录了一个典型案例，说的是北魏年间，李崇任扬州(治所在睢阳)刺史时判了一起“争子案”。当时，一位叫苟泰的人丢了3岁大的儿子，后在叫赵奉伯的人家里发现了孩子，但两家都说孩子是自己的，都有邻居可以证明，郡县无法定案。李崇接案后，将小孩与两家隔离几天，之后突然派差员到两家报信，称孩子暴病而死，让领回去埋葬。苟泰听说后，悲痛不已，赵奉伯却一点也不悲痛，只是感叹一番，就此，李崇鉴定孩子是苟泰的，“遂以儿还泰”。
滴血认亲法
这个方法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古代人在亲情、常理均无法判决的情况下，便会“合血”，合血法又叫“滴血法”，俗称“滴血亲”，其原理是：如果两人有血缘关系，将手同时刺破，血滴入清水中，血即合一，否则不合，合血法最晚在东汉时即已在司法和民间亲子鉴定中使用。
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记载了一个关于滴血认亲的故事，很具有代表性，并且把“滴血认亲”说得神乎其神。故事说的是一位山西商人，年轻时外出谋生，在外娶妻生子，十多年妻子病死后，带着儿子回到老家，他的弟弟认为不能让哥哥平白无故地分家产，于是说孩子是抱养的，拒绝让哥哥分配家产。兄弟俩分家产的事情闹到了衙门，县令于是吩咐哥哥跟孩子进行现场滴血认亲，二人的血液很快就融合在了一起。
弟弟不信，在家里叫来儿子实验，发现并没有融在一起，他马上进行反诉，但是，此时滴血认亲的观念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，人们听说弟弟和儿子的血不相融合，街坊邻居便议论纷纷，怀疑弟弟的妻子跟别人私通，弟弟心生疑虑，逼问妻子，哪知道妻子竟然哭着承认儿子非丈夫亲生，这样一来剧情翻转，搞得弟弟十分狼狈。
不过事实上，任何人的血滴到一起，不久都会凝合为一，其实，古人也已认识这一问题，清黄六鸿在康熙三十三年编著的《福惠全书》中即称：“滴血之事，未可尽信”，纪晓岚记述此故事时亦称“官故愦愦”，直指其昏庸糊涂。
滴骨法
滴骨法实乃滴血法的一种。宋代，大名鼎鼎的司法官宋慈的《洗冤集录》中，就将“滴骨法”正式收录在案，作为实践工作中的法则，这个方法最初主要是用来对付有意错认、申领尸骨，诈骗死者家产继承权者。
例如，三国时期的史学家谢承在其所撰的《会稽先贤传》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一名叫陈业的人，哥哥渡海死了，陈业前去认尸，但一起死的有五六十人，尸体腐烂不堪，从外貌、体态上已无法辨认。陈业于是割臂流血，洒于骨上，观察其反应，其中有一具尸骨，在陈业的血滴上后，很快沁入骨内，其余皆流出，陈业据此认定，这具尸骸就是他哥哥的。
与滴血法一样，仅凭血是否能沁入骨内也是不科学的。现代法医试验发现，如果骨膜已朽，不论何人的血，滴上均能沁入;反之，如果骨膜未朽，即使是亲人的血滴上，也无法被吸收。
其实，古人也早已观察到这一漏洞容易被不法之徒钻空子，清冯晟《谈屑》中有一则“换棺”故事，说的就是欲霸占岳父家产的女婿采取“易尸”手段，破坏滴骨法鉴定。
国外篇
如果说国内的亲子鉴定方式不科学，那么国外的曾经使用过的一些方法和流传过的一些故事，则更加脑洞大开——
情理法
这个方法和中国的一样，都是从人之常情去进行判断。例如圣经里有一个例子，同样是两个妇人互相争扯一个孩子，她们都认为这个孩子是自己的，互相不退让。
国王也没法定夺，就说要不公平一点，我让人把孩子劈成两半，你们两个一人一半，谁也不要再争了，其中一名妇人立马跪地求情说千万不要劈孩子，这个孩子她不要了，甘愿让给另一个人。于是国王就把孩子判给了这位求情的女子，与中国的例子相同，这个案子的审核也是利用了人类本能之间对于孩子的爱护。
婴儿指认法
这是记录的一则案例。讲的是12世纪时，曾有一位叫安东尼的牧师，怀疑妻子的新生婴儿不是他的，并威胁要杀死母子俩，于是当安东尼探望家人时，他问婴儿说：“告诉我孩子，你父亲是谁?”神奇的是，婴儿竟然指着安东尼，平静地回答：“这是我的爸爸”，牧师于是释然，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已不可考，但说明在那个时期，缺乏科学教育的人们，对神力的信仰和对超自然的现象的接纳态度，使得这个故事被流传。
身体特征法
是巴纳德学院的历史教授娜拉·米兰尼奇，也是新书《父爱：对父亲的难以捉摸的探索》的作者，她指出，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家(以及伪科学家)，十分热衷于揭开父爱的神秘面纱，并尽一切努力去发现父爱的奥秘。
与此同时，报纸上总是喜欢报道戴绿帽的丈夫、好色的名人，及其夫妻对后代产生争议的一些奇闻异事，助长了人们对亲子鉴定的狂热之情。
例如，在20世纪20年代，对于美国的医院产科病房，人们常对婴儿是否被调换感到焦虑，于是法官们就被置于所罗门式的地位，必须决定谁是这些婴儿的合法父母。由于人们迫切希望进行一次客观的测试，想一次性解决亲子关系诉讼，很多研究人员对此展开了研究，一些研究人员坚持认为，口腔顶部的隆起部分含有从父亲传给孩子的图案。
另一些人则基于种族的优生学伪科学，相信一些身体特征是世代相传的，创建了一个身体特征的列表，依靠鼻子大小、耳朵形状和头发质地等特点来进行辨别。
测量振动法
真正抓住了“科学想象力”，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鉴定大师的人，是艾伯特·艾布拉姆斯博士和他的示波器。艾布拉姆斯发展了自己关于人体电气系统的“科学”理论，他称之为“艾布拉姆斯的电子反应”或“时代”。
和其他许多人一样，他深信开启遗传的钥匙在血液中，于是发明了一种看似荒谬的仪器，称为示波器，据说示波器可以测量血滴中精确的电子振动：爱尔兰血液在15欧姆时振动，犹太人血液在7欧姆时振动等等。
尽管有人怀疑和认为这是种族化的伪科学，但旧金山高级法院的法官Thomas Graham仍雇佣了艾伯拉姆斯来确定一个有名的父权诉讼案。这个案件中，一个名叫Paul Vittori的男子声称小女儿不是自己的孩子，拒绝为小女儿支付儿童抚养费。艾布拉姆斯于是用这个神奇的机器，鉴定出维托里确实是父亲，通过这个案件，这位古怪的医生，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亲子关系“专家”。
既然电子验血是疯狂的，发明是荒谬的，但为什么加州法官仍认为这是有用的技术?历史教授米兰尼奇认为，像艾布拉姆斯这样的亲子关系问题，之所以能引起很大的关注，是因为一个受挫的法律体系，需要一种科学的灵丹妙药，来解决亲子关系问题。此外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，正为迅速变化的性别角色和新的女性性独立而焦虑，这些测试虽然不准确，但却提供了一个让人们安定的方式。
血型鉴定法
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血液，确实包含了一些关于一个人父母的明确线索，这次不是电子振动，而是“血型”。我们所知道的血型：A、B、AB、O等几种。血型遵循一些不变的遗传规则。例如，如果婴儿有AB型血，而母亲有A型血，那么父亲必须有B或AB型血。这样，法官就可以运用这种实际的科学方法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有可能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。不过事实证明，这种方法也仍有很大的局限性。
最终成型的普遍鉴定法：DNA鉴定
当科学家们逐渐了解了人体基因的奥秘后，英国遗传学家A·J·杰弗里斯，在1984年发明了DNA鉴定技术，由于人体各部位的细胞都有相同的DNA，因此可以通过检查血迹、毛发、唾液等判明身份。
基因鉴定技术是一项生物学检测技术，人体细胞有总数约为30亿个碱基对的DNA，每个人的DNA都不完全相同，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碱基对数目达几百万之多，因此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显示的DNA图谱也因人而异，由此可以识别不同的人。由于DNA是遗传物质，因此通过对DNA鉴定还可以判断两个人之间的亲缘关系。只要操作无误，通常准确率是99.99%。
而要说到DNA技术的普及流行，还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个事件相关，当时，这项技术尚未在法庭上进行测试，有一位英国律师在报纸上读到已经有DNA指纹识别技术，能够以极高的概率识别出个人的亲子关系。
律师想到了她的客户，这名妇女的儿子因为被一名官员质疑不是亲子，被阻止进入英国。于是，律师让客户去做了DNA鉴定，结果证明这对母子的血缘是真的，并把证据提交给了法庭，最后，法庭认可了情况，处罚了官员。
虽然，官方没有对新DNA方法的有效性作出判断，但在媒体的报道下，这种全能的新测试很快传播开来，该技术立即获得了公共合法性，并在之后的历史中，在解决案件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今天，使用DNA来证明身份已经成为常见的法医鉴定方式之一，休闲式的血统测试，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。如今在国外，你只要在当地的药店或网上，花14美元左右就能买到测试工具，加上130美元的实验室费用就能进行DNA测试，甚至你还可以在移动DNA测试车上进行测试。而在国内，你可以很方便地上网搜找DNA鉴定平台预约测试。
“父亲”的真正定义
尽管亲子关系科学取得了真正的进展，但亲子关系问题却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复杂。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初，著名的演艺人员查理卓别林，就因其前任助手琼?贝瑞提起的一桩亲子关系诉讼被带上了法庭，贝瑞23岁，她声称54岁的卓别林是她新生婴儿卡罗尔·安的父亲。
当时媒体疯狂地报道了这起法庭案件，这个案件，也首次在亲子关系诉讼中使用了血型检测，结果出来后，他们得出结论，卓别林不可能是卡罗尔·安的父亲。案子结案了，但由11名妇女和1名男子组成的陪审团，仍认为卓别林是卡罗尔·安的父亲。
原来，除去生物学的角度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，卓别林与女子的亲密关系，以及他那臭名昭著的结婚史(很快就抛弃了许多年轻的妇女)，被认为没有承担好父亲的角色。
历史学家米兰尼克表示，卓别林案例引发人们争议的问题不在于测试，而在于人们对父亲的定义——一个是生物学层面的，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的。自从1953年加州法律被修改为，如果亲子鉴定表明一个男人不是孩子的父亲，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被认为是解决了，其他州也如此效仿。但即使是完美的亲子鉴定，也无法简单粗暴地使亲子问题立马解决，通常鉴定只是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，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后，寻求鉴定者的家庭大战，才刚刚打响。
例如，一名来自湖南长沙的DNA亲子鉴定师，就有“婚姻破坏者”的外号。他工作11年来，共接触近2万个委托，检测结果让3000多个家庭走向崩溃的边缘，堪称“人性实验室”。
这些案例里，有恶婆婆卖掉孙女，骗儿媳说孩子死了的;有一女共侍七夫，搞不清谁是孩子爸爸的;有和不同肤色、教育程度的男性交往，只为收集各种肤色的孩子的;有怀疑自己老婆和女闺蜜出轨，结果女闺蜜是双性人的;有孩子被拐后，加入打拐团队，阴差阳错救了自己孩子的;有走散了60年，80岁才重新团圆的两姐妹……而这些复杂的爱恨情仇，就不是遗传学家能解决的问题了，亲子鉴定技术只是成为了人性的照妖镜，让我们更彻底地面对现实和问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