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官司中，被告方律师解释称，接到传票后，电信公司已经将原告列入一份“红名单”，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原告发送广告短信；并且，按照被告方律师的说法，“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、市领导等级别的人，原告能受此等待遇，可看出我们诚意”。
原来如此！级别高、有身份的人可以免受垃圾短信骚扰，奋起告状的用户最终也得以享受如此待遇，电信运营商对他们有了足够的“诚意”，可他们对普通用户的“诚意”又在哪里呢？
根据新闻，早前，《人民日报》曾报道过垃圾短信治理的问题，运营商表示，“通讯权谁都有，我们不是执法部门，不可能在短信没发出之前作出屏蔽处理，而且目前的监控技术根本就达不到这一点。”如今的“红名单”，彻底地泄了垃圾短信的底电信运营商知道某些代理商在干什么勾当，他们也有办法阻止代理商骚扰用户，即电信运营商根本不是没有技术对付垃圾短信，他们和代理商也不是各干各的活的关系。可以说，“红名单”这种赤裸裸“看人下菜”的怪异产物，已经足以证实电信运营商和代理商在同一条利益链上“合作”得非常融洽。
电信运营商不必扯什么通讯权，不必强调什么无权屏蔽垃圾短信。我们知道，人有开车的权利，但肇事逃逸被终身禁驾的人就丧失了这个权利；人有住五星级饭店的权利，但被限制高消费的“老赖”就没有这个权利。这是因为，权利总有其边界，而不是纸面上空谈、脱离实际而存在的。通讯权也一样，垃圾短信本来就在侵犯普通用户的通讯权，对它还奢谈什么所谓的通讯权？电信运营商固然不是执法机构，可你在接到投诉甚至被告上法庭后，依然友好地和不良代理商保持合作关系，仅是通知代理商不向“红名单”用户发送广告短信而已，这就是你“非不能也，不为也”了。
当前，我国电信行业主要被三家国有企业垄断，和垄断企业谈社会责任，不能仅仅依靠道德层面，还得进入制度框架。电信运营商既然要从正常的短信中获利，那么其就应该在垃圾短信上承担足够的责任。唯有这样，电信运营商才不会挖空心思搞出什么“红名单”来，而会认真地在选择代理商时保持谨慎，留心设置合作的“黑名单”。
